在社會現實中，不僅僅是普通民眾、個人、企業之間會產生借貸，一些領導干部或公職人員，也參與了放貸。那么，作為領導干部或公職人員，如果他們參與或實施了民間借貸行為，而且獲利巨大，在超過了10萬元甚至更多的情況下，是否會涉嫌貪污受賄犯罪行為呢？我們對此問題做一個分析。

第一，領導干部或公職人員，用自己合法的收入，如工資性收入或個人投資房產的收入，借給朋友個人或其他企業使用，按照約定數額收取利息，而且，借錢的個人或企業，不在領導干部或公職人員業務管轄范圍內，更不存在權錢交易，那么，這種情況下，顯然不能以貪污受賄論處，屬于合理合法的民間借貸。但如果借貸的利息過高，超過法律規定，可能不受法律保護。

第二，領導干部或公職人員，雖然是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來借貸，但借給了有請托需求的人，或者資金需求個人、企業，屬于領導干部或公職人員業務管轄范圍內，而且，借款人借款后給的利息，明顯超過了當地的合理水平。比如，當地民間借貸利息普遍在月息2-3%，如果遠遠超過了這個數量，那么，則會涉嫌受賄；如果在合理范圍內，借給自己管轄范圍的企業或個人，雖然未必能構成犯罪，則會涉嫌違紀。這種情況下的認定，不能一概而論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。

第三，領導干部或公職人員，通過貪污受賄得到現金后，既不敢存在銀行又不敢放在家里，于是，委托他人“保管”或“投資理財”、“放高利貸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其貪污受賄所得部分，毫無疑問，應當認定為貪污受賄。但是，其貪污受賄的錢財，又通過“投資理財”、“放高利貸”等孳生出了更多的財富。比如，某領導干部貪污受賄100萬元，通過月息3%放高利貸，2年后，利息達72萬元，那么，這72萬元是否也應該計入貪污受賄數額呢？

以前，我國法律法規對此是模糊的，但2023年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《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逃匿、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》第6條規定，通過實施犯罪直接或者間接產生、獲得的任何財產，應當認定為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一款規定的“違法所得”。

而且還明確規定：違法所得已經部分或者全部轉變、轉化為其他財產的，轉變、轉化后的財產為 “違法所得”。來自違法所得轉變、轉化后的財產收益，或者來自已經與違法所得相混合財產中違法所得相應部分的收益，也應當視為“違法所得”。

第四，如果領導干部或公職人員不實際出資、不出本金，但請托人以其個人或其親屬名義進行投資理財，獲得收益后，歸還了本金或股本金，而將收益部分歸領導干部，這種情況下是否屬于貪污受賄呢？

根據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2023年《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》第4條規定，關于以委托請托人投資證券、期貨或者其他委托理財的名義收受賄賂問題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，以委托請托人投資證券、期貨或者其他委托理財的名義，未實際出資而獲取“收益”，或者雖然實際出資，但獲取“收益”明顯高于出資應得收益的，以受賄論處。

而且規定，受賄數額，前一情形，以“收益”額計算；后一情形，以“收益”額與出資應得收益額的差額計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