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國兩會在即。昨天（2月25日），有媒體報道稱，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計劃在此次“兩會”期間提交建議，建立醉駕犯罪記錄封存制度，對情節顯著輕微的醉駕者的犯罪記錄予以封存，并限制記錄查詢和解封，減少對醉駕犯罪行為人及其家庭、社會關系的負面影響。

為打擊醉酒駕駛的危險駕駛行為，2011年施行的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規定，醉酒駕駛構成危險駕駛罪，處拘役，并處罰金。公安部交管局數據顯示，“醉駕入刑”以來，酒駕醉駕肇事導致的死傷人數較此前10年分別減少6774人、13820人，2023年至2023年酒駕醉駕肇事導致的死亡人數連續2年下降，分別下降4%、7%。

醉駕入刑確實帶來了懲治醉酒駕駛、警醒酒后駕駛的作用。但由于醉酒駕駛入刑，只要求駕駛者血液酒精含量達到法定標準，并不要求情節惡劣或造成嚴重后果，學界業界對這一規定爭議不斷。此外，由于中國沒有針對成年人的前科消滅制度，因醉駕獲刑將留下犯罪記錄，伴隨醉駕犯罪行為人一生。在中國，犯罪記錄會實質性影響到犯罪行為人及其子女就業、出入境、求學等日常生活。

除醉駕外，刑法所定義的觸犯危險駕駛罪的行為，還包括情節惡劣的追逐競駛、客運嚴重超載或超速等。從構成要件分析，上述行為都確能對不特定且多數人的生命安全帶來潛在危險，但相較于嚴重超載的客運行為等，酒駕發生的場景眾多，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大不相同，理應進行區分。正如追逐競駛被認定為危險駕駛罪的法定條件是情結惡劣，這表明了非特定條件下的惡劣行為并不一定等同于犯罪。危險駕駛罪作為抽象危險犯，對醉駕入刑是否需要附加限定條件，顯然具有商榷空間。

在討論刑罰立法是否妥當，人們常常談及刑法的謙抑性原則。實際上，刑法、法律乃至公權力，都應該時刻保持謙抑姿態。高壓紅線固然能夠迅速且有效地實現社會治理效果，但也會因此讓部分并未造成嚴重后果的犯罪行為人，喪失了回歸正常生活的可能。為此，刑法第三十七條，就規定了非刑罰性處置措施的相關條件，避免造成所有犯罪一律入刑。

有關司法實踐也同樣認識到了這一點。2023年，最高法發布的《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（二）（試行）》對醉駕行為重新規定，“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，不予定罪處罰；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，可以免予刑事處罰”。2023年，最高法、最高檢《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(試行）》對危險駕駛罪同樣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。

在醉駕仍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前提下，是否應該對醉駕入刑寬縱仍然需要審慎。從這一角度出發，人大代表提案對情節顯著輕微的醉駕者的犯罪記錄予以封存，減輕犯罪行為人回歸社會的負面影響，有其現實意義。